讲座伊始，牛老师介绍了“地区研究”（area study）的含义和历史起源。“地区研究”是美国在1943到1953年间建立的致力于研究外部（foreign）世界的庞大专业化学术研究群落和相关的跨学科组织、制度体系。现今中国学术体系中的区域、国别研究可看作是对美国“地区研究”的某种引介和“改版”。“地区研究”最早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研究。美国参战后，随着其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迅速波及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对当地知识和语言的巨大需求也随之兴起。美国自认为其缺乏欧洲“东方学”研究传统与相关海外知识储备，因此在政府主导下，由军方牵头在1942年初开始着手应对此种需求，“地区研究”即发轫于此。在“地区研究”创生期，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等机构扮演了关键性的作用。

     

       接着，牛老师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地区研究”在大学获得合法地位的历程与其在跨学科理念下的学科“整合”尝试。虽然“地区研究”发端于政府主导下的军事目的，它最终却成长为一种学术制度，并为打破美国传统上侧重本国研究和“垂直式的”（vertical）学科体系做出了贡献。相对于国内研究而言，域外研究既需要更多的资源，也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因此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传统各学科普遍比较重视本国的研究，而忽视域外研究。不过，二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则为域外研究在已然科系林立的大学内部争取到了一块“立锥之地”（elbow room）。此外，“地区研究”还因其多学科参与的性质，打破了传统的“学科本位主义”（disciplinary parochialism），为跨学科运动提供了有力的平台。

     

       然后，牛老师从智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角度，极富启发性地将美国“地区研究”的思想渊源追溯到启蒙以来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价值取向。从更长远的美国历史来看，“地区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年间就迅速建立，学术体制能够作出“准备充分地反应”（well-prepared reaction）并建立起“全世界覆盖”（world coverage）的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智识生活中的“世界主义”元素有关。“世界主义”意味着更容易平等地看待他者（others），也更容易产生一种“对异域的好奇心”（exoticism）。美国的“世界主义”发源于以“波士顿贵族”（Boston Brahmin）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地区，继而为汇集了世界各地来客的纽约市所承袭，现今已成为流传于美国全国各地的一种智识元素，尤以大学中体现得最为显著。“世界主义”的智识传统，使得美国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持续关注一直存在于社会主流话语中，而各大学也因此收集了大量的海外研究资料，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十分必要的基础。

       最后，牛老师从更为宏大的全球视野出发，希冀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借鉴美国在“地区研究”中折射出的文化开放和包容心态，打破文化偏狭性。牛老师提到，在学术研究中如何认识”他者”是非常重要的，这关乎一个国家智识成长和学术发展的长期潜力。从美国“地区研究”的案例中，我们应借鉴美国学者们对“文化理解”（cultural understanding）的不懈追求，避免陷于一种“文化上的坐井观天心态”（cultural snobbery）。就此而言，在一个充斥着文化狭隘主义和复古情绪的环境下从事对外国或异质文化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学术崇高性与庄严性的体现。

        讲座主体部分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提问，气氛十分热烈。牛可老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与交流，比如就美国“世界主义”与“例外论”并存的现象加以辨析，激发了同学们对美国历史、学术与智识生活的进一步思考。两个小时的时间在不觉间流逝，本次学术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